《语言规划学研究》| 张维佳 邵杨（执笔） 立足民族复兴 发展语言事业 ——“纪念切音字运动 120 周年学术座谈会”总结报告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维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音史、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
邵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
摘 要
120 年前，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先生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大幕。当前，全球化拉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现代化推动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语言学家关注新形势下的国家语言发展战略，努力为完善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提供学术支撑，遂就热点语言问题开展座谈。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初步达成共识，并向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和学界提出九点建议。
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安全 语言政策 语言服务
一、背景
为纪念切音字运动 120 周年，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探讨语文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新时期社会发展与当前语言生活的关系，研究和解决语言文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商务印书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市语委语言产业研究中心和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等单位，于 2013 年10 月 26 日举办了“纪念切音字运动 120 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承办。来自全国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语言学、文化学、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等领域的专家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30 多名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120 年前，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先生为了践行教育救国、文字救国的理念，让国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科学和技术，开始提倡使用简化字，倡导书写方式横排横写，并制定了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由此而起的切音字运动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大幕。缅怀历史可以了解各个语言文字问题的来龙去脉，促进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更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先贤们救亡图存、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百多年来，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从军事对抗、经济博弈、科技比拼最终又回到了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上。语言文字信息学界的专家们认为，当今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虽是技术的竞争，但最终会表现为语言的竞争。为此，语言学界应有时代担当精神，开启全民语言意识，重塑文化自信，做好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普及语言知识，引导协调社会认知。
一百多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完成了三件大事：（1）语言地位规划，包括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地位规划；（2）初步实现了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3）建立了语言文字保障体系，包括法律、行政体系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面对新的形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我国在国际语言规划研究方面见解不多，对国际语言规划缺少话语权；其次，缺乏领域语言规划，一些地区的语言规划也有待完善；其三，我国的家庭语言规划和单位语言规划完全空白。
当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拉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外语学习和语言国际传播；现代化加强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势必带来语言文化的接触，由此产生的语言教育、语言援助等问题正在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新课题。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方式，新媒体为人们利用信息提供了便捷、快速、准确的途径。时代发展呼吁语言学家要更加关注新形势下的国家语言发展战略，为完善国家语言政策提供学术支撑。
二、关注点
2.1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制定的新动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到 20 世纪末。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2）改革开放初到 20 世纪末。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政策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其他一般性政策、地区性政策、行业性政策最重要的依据。这个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对这个国家基本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个政策满足了这一时期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交际各方面的需要。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语言规划总体上是很成功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末到现在。这个时期是我国向现代化大踏步迈进的重要时期，各方面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国家语言基本政策也相应地做了一些调整，并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一阶段国家基本的语言政策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此外，党的十八大也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2012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下称《规划纲要》）是我国新形势下语言基本国策的重要指导文件，体现了国家新时期语言基本政策的核心。《规划纲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1）大力推广。这个时期明确把“大力推广”放在重要位置，大大提高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
（2）规范使用。在现代化发展时期，语言文字要适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语言规划的理念。必须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必须推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整个社会对通用语言的使用必须符合规范。
（3）用“国家通用语言”代替“普通话”的称法。把普通话地位大大提高，法律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4）科学保护。建国初，国家规定语言平等，各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本身就有保护的意思，但新阶段明确提出“科学保护”，含义要丰富、深刻得多。科学保护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国家社会的需要、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语言生活的状况等。要做到对全局都有利，做到科学，需要学界认真研究。
2.2
科学的语言规划观、研究观
语言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为发展的过程。在历史上，语言的发展跟民族的发展有关，受人为的影响，也受国家斗争的影响。所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不得不考虑语言问题。语言的融合力越强，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就越强。
国家安全一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语言学家考虑问题也要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向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语言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小问题，语言的分裂是整个国家分裂的催化剂。苏联解体之前，许多加盟共和国都要求确立民族语言的主体地位。所以，语言从来都不是只简单地作为一个交流工具。如果学者治学立足点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语言研究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它的社会价值。
语言学家应该从三个视角来考虑语言的地位规划问题，包括国家政治学、地理经济学和文化生态学。
（1）国家政治学。国家成立之前，每个人都是民族身份或部落身份。当现代国家形成以后，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国家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标准语言。在这种条件下，个人的民族身份应该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权应该让位于国家主权。独立的个人首先是一个公民，个人的公民意识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族群意识。所以考虑语言问题也应该首先从公民角度出发，而不仅仅从民族角度出发。
（2）地理经济学。当今社会，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不愿意为了保留自己的语言而离开社会发展主流，所以要学通用语、学外语，使自己的家庭面貌得到改变，使自己所在的地区得到发展。因此，个体或地区不一定完全想保留过去的语言。放弃方言可能是方言区人群的主动选择，需要我们以双语双方言的政策加以干预，指导方言区进行方言学习和保护。
（3）文化生态学。回看历史，几千种语言都已经消失了，语言的演变是永不停止的，语言消亡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必然。不只是语言，文化也在更新，我们不可能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回到各说各的方言的时代。时代在变，语言也必然变化。
2.3
双语双言政策与方言的科学保护
方言是文明的宝贵财富，拥有巨大的审美价值。方言的形成是由于交际密度不平衡造成的。现在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方言的使用范围正在逐渐缩小。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由方言引发的社会问题：有些地区提出要保卫方言，要为方言立法，要为方言造字；也有的地方推广普通话力度过大，学校里下课禁止说方言，造成了民众心理上的反感。
这些极端的想法归因于没有全面理解“科学保护方言”的含义。事实上，方言没有受到普通话的侵害，普通话推广是对方言的丰富和发展，普通话与方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普通话中很多表达新鲜事物、新的概念的词语，方言往往直接吸收，并且常常使用普通话读音。据统计，方言有 30% 到 40% 的词汇是从普通话中吸收来的，特别是政治术语、科学术语等。方言吸收了新词，表现力更加丰富，功能和活力也更强了。某些方言在萎缩，这是语言演变的自然现象。方言的使用范围缩小不是推广普通话的结果，而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主动向经济发达地区心理上靠拢的一个语言表象，是当地人民的主动选择，也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现代技术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这种历史发展趋势造成的。因此，我们应尊重这个客观规律。
方言和国家通用语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在沟通亲情、乡情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但是，我们对待方言要有一个冷静的态度，在正式场合，方言不可能取代普通话成为通用语言。方言和普通话应该是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关系。语言的分裂是整个国家分裂的催化剂，语言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的问题，保护共同语的地位就是保护国家统一。因此，为方言创造文字不利于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
为方言立法和方言进课堂并不能真正实现保护方言的目的，保护方言归根结底要靠社会、家庭的使用。最理想的国家语言生活是双语双言或者多语多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科学保护方言和民族语言。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并行分用，国家通用语与方言并行分用。通用语和方言的使用空间都很大，多一种语言能力，多一份语言资源。坚决贯彻新时期国家基本语言政策，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对语言生活的健康和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4
“普通话”的科学定位
不管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都会有两种类型的语言，即民族的语言和国家统一的语言。国家统一的语言就是超越民族语或方言的国家标准语，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民族语言或是方言。现在“汉语普通话”这个名词，对内并不妥当。严格来讲，汉语也是一种民族语言，使用“汉语普通话”，有对其他民族语言歧视之嫌，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这个名词对外不能代表国家，外国人只知道“中国语”或者“华语”，“普通”二字理解起来有难度。从国家政治学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国语”，也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国通语”或“国语”。现在说的“普通话”是建国以后为了扫盲而存在的一个名词，但是建国已经 60 年，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通语” （或“国语”）可以上继民国，有其历史根据。其他国家都有国语，我们也应该用这个名词，这是一个最准确的概念。在对台问题上，“国通语” （或“国语”）这一名称的选择也能使大陆占有主动地位。
语言系统上层是国语，下层是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哪种语言成为国语要根据使用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定，也可以根据全体公民的意愿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从这些角度来看，汉语标准语是我们的国语。不能因为台湾用了“国语”，大陆就不用这个有科学意义的术语。这个定位涉及国家安全，对内称中华民族全体公民共同使用的标准语为“国通语” （或“国语”），对外称“中国语”，既表明了国家主权，又维护了中华大家庭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2.5
国内语文教育与海外汉语传播
国民语文教育关系到整个国民的素质，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有调查表明，现在中国人的母语能力在下降。涉及每一个国民基本素质的语文教育事业应该得到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关注，不仅要做宏观的研究，也要做操作层面的实证性研究，以帮助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
推行语文政策，除了学术研究以外，更要依靠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主力军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如果师资的理论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始于切音字运动的语文现代化就很难落实。希望各级语委、教育部门以及学术力量能够在加强中小学师资的语文修养方面多下功夫。
国内发展语文教育，海外也要搞好汉语传播。19世纪末，传教士编写了大量汉语方言教材和词典，但现在我们用海外教学对象的母语编写的汉语教材却很少，甚至有些语种根本没有。这影响了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应该得到重视。海外的孔子学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布局也要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跟国家的全球战略布局结合起来。哪里需要我们的语言服务，哪里就建孔子学院。
2.6
外语能力与外语政策
近期国家对高考的语文和英语分值进行了调整，这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外语教育政策需要改变时，首先应该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及相关专家做政策咨询。但目前各地高考外语政策的改变都没有做过咨询，而是政府直接公布。外语政策的改变可能会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可能会影响到几代人。语言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要发出声音。
英美的外语政策值得参考。英国把外语教育跟培养世界公民联系在一起，培养有外语能力、能适应全球化的人才。英国除了推广英语，也想到了培养外语人才。美国过去不重视外语教育，但“9·11”以后，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国家开始推行新的外语战略，因此美国的外语战略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基础上的。两个语言大国如此重视外语教育，而我国的外语政策却弱化了。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将外语教育跟母语教育对立起来，这是杞人忧天。
我国外语教育语种也严重不足。调查显示，在我们所有学过外语的人中，95% 学的都是英语。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在借鉴国外材料时选择的也多是英语，英美话语权非常大。目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但是语言能力严重滞后，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的发展。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应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2.7
中国周边外交与外语语种规划
发展周边外交，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语言问题。我们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语言并不全面。至今，国家没有统一的语言管理机构。外语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管，但高等教育司只管教学，外语的全国规划、语种、布局、规模、政策没人管。
作为个体，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是个人的自由，但作为国家，必须考虑宏观大环境，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在我国人均教育资源还比较贫乏的情况下，过度提倡英语教育是错误的。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极端恶劣的语言配置时期：一个是日本殖民时期，东北和台湾学习日语；第二个是向苏联一边倒时期，全国人民学习俄语。国家要从总体的战略上对语言配置有一个冷静的思考。美国在语言配置的长远发展上做得比中国好。二战伊始，美国就进行语言备战，学会了 30 种亚洲语言和方言，救了很多美国士兵。“9·11”以后，美国语言战略进行了调整，制定了“关健语言”战略，这既体现了政府意识，也发挥了语言教育对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外语教育现在是失衡的，外语教育长期以英语为主。而在外事材料的翻译借鉴工作中，不同语种对于同一个事件的描述差异很大，不能只依照英美的话语体系。我们需要打开视野，看到更多的资源。
2.8
语文学界的职责与政策智库建设
语文学界应当担当社会职责，发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构建语言生活和谐的公民社会。具体来说要承担两个职责：第一是对政府，提升政府的决策理性；第二是对社会，构建一个和谐语言生活的公民社会。所谓的“公民社会”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纷繁复杂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通过一定力量产生制衡作用，不至于在某一个价值方向上滑出很远；第二，现代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多语多言的社会，公民既具备多语多言的能力，也具有现代语言意识。现代语言意识是指在合适的场合选择适用语言的能力，如什么场合说普通话，什么场合说方言，什么场合说外语，并且能自如转换。
语言学界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还体现在智库作用上。我国当尽快启动国家语言战略与政策智库建设。语言学智库应做到：第一，进行语言政策研究，向政府提供专业咨询与决策依据；第二，既要站在政府、国家、民族的整体角度来考虑问题，又要相对独立，摆脱行政思维的干扰，给出客观、公正、最接近真理的研究结论，做出最趋利避害的行动选择。
2.9
语言服务与语言服务意识
语言学在社会服务方面比较薄弱，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社会重视不够，另一方面是个别语言工作者语言服务意识不强，曾有中介语语料库做好之后不允许共享的事情发生。作为语言工作者应该首先愿意为学界服务，愿意为社会服务，不要让社会上的人不知道语言工作者或语文工作者的作用。
学科发展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找问题，一个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问题，一个是社会需求提出的问题。从中国语言学发展史来看，每一个新学派的建立，都是在解决社会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真正推动语言学发展的都是社会提出的问题。语言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除了学校之外还应该为社会做实事，开展多方位研究，为社会稳定、和谐做出贡献。有些学者关注智障、听障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康复，就是在研究的同时从重视生命的角度思考问题。
2.10
文字本质的再认识
提到文字改革，我们一方面强调文字的人文性、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文字作为工具来使用的这一本质特点。这一特点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1）文字是工具，是载体，不能把载体跟承载内容混为一谈。跟语言相比，文字的功利性更为突出。欧化派主张用切音字代替汉字，是出于文化革新的目的，想要把记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一块消灭。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清载体和承载内容之间的关系。
（2）文字是工具，评价这种工具的优劣，就是看是不是高效。有一批人反对简化字，认为繁体字每一笔都承载了文化意义。但钱锺书先生说过，工具应该以优劣来评价，这样的表述才是真正对待汉字的态度。
（3）文字是工具，只有在应用当中才能得到改进。事实上，文字也是在应用中得到发展的，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是书写的必然结果，不是个人意志决定了文字走向。为汉字建立标准也必须在应用当中进行，不能脱离汉字的实际应用去制定标准和规范。类推简化也要有度，现实应用中类推简化可以，但是大型辞书不要实行无限类推，辞典学家没有造字的权力。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需要使文字系统更纯洁、更完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2.11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语言问题
语言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现在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第一，我们对外是在跟整个世界打交道。世界上很多机构在使用英语，因此要重视英语的学习。同时，面对这个多元的世界，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像多开了一扇窗。世界文化多样，仅以英语为中介进行二次跨文化交际犹如隔靴搔痒。因此，国家走到哪里，语言就要走到哪里，语言研究不到位，就会出问题。我们国家走到了非洲，国内对于非洲的语言研究却远远跟不上。
第二，信息化不是建个数据库，现在的信息化是云计算、大数据、3D 打印技术进入生活的信息化。再过十年，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信息化变化，我们的生活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语言工作者所做的研究要有预见性，很多规范标准的制定要考虑信息化的时代要求。在大数据时代下，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工作和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都要重新认识，语料库的建立也要以整个互联网为依托，做好资源共享。
三、专家建议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初步达成共识，并向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和学界提出以下建议：
3.1
扩大国家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权限，提升语言文字管理的统筹协调能力
在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语言文字管理工作所承担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① 三大任务，而是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等多方面内容，其机构应该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管理部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统筹的管理机构是无法实现国家文化战略的。过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跟教育部合署工作，尽管有一定好处，但是语言文字管理涉及面广，旁及问题多，因此未来需要设立具有全面统筹能力的独立运行的专门机构。
① 引自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文字改革》，1958（2）。
3.2
拓展国家语言文字管理研究的视野，应对新时代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挑战
应从国家政治学、经济地理学、文化生态学、语言文字学等诸多角度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在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文字之间关系时，要综合考虑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保持与创新等因素；在大力发展以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为标志的信息技术时，要充分协调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技术进步与国家和公民信息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制定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边界、国际经贸关系及文化交流等综合因素，确定汉语国际传播及以此为载体的文化“走出去”的方向、路径、规模等战略，积极推动汉语成为世界性交际语言的进程。
3.3
科学定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性质，使用“国通语” （或“国语”）代替“汉语普通话”
从现代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民族—民族国家—国家联盟—全球化国家等是一个时间发展链。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国家政体先于民族发展，各地语言文化以独立发展的姿态出现在交际过程中，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交往通过统治者规定的语言来实现，这是封建时期文化交流的特征。现代民族国家存在时期，国家范围内所有文化都被视为不同区域间存在一定差异的连续统一体。从国家安全维护和公民权利实现层面上来看，种族、宗族、民系等地区性的社会身份逐渐被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所替代，使用和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欧美国家中存在很多由世界各地移民构成的多种族和民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但是国家通用语言的统治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国家联盟则是后民族国家时代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如欧盟、阿拉伯联盟、英联邦、法盟等，联盟内部的语言文化交流采用的是权利平等的方式，多语多文化政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国家将会产生，届时可能会出现凌驾于各语言之上的世界共同语。中国还处在民族国家这个阶段。因此，应该科学定位民族共同语及其传播的性质。对内用“国家通用语言” （简称“国通语”或“国语”）代替“汉语普通话”，以彰显对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民族关系的重视；对外用“中国语”代替“汉语”，以表明国家主权和国家地位。如此，过去所习惯的“汉语国际传播”就应该称作“中国语国际传播”。
3.4
聚焦全球地缘政治、国家边境安全和安全边界的重大需求，科学规划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以汉语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主要任务的孔子学院的发展、布局应当更加注重与中国有地缘接触的周边国家，通过积极友好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通过民间的文化繁荣来巩固国家间战略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安全边界，积极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北亚、非洲、中东和南美国家广泛建立孔子学院，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往。
3.5
适应全球“汉语热”的新形势，加大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力度
根据对象国语言政策和生源实际，加强本土化教学人才培养和教材编写，并将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
3.6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和公民母语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它涉及国家对外战略语言的使用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海内外影响力、国家语言技术能力和国家语言生活管理能力等。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是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关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领土安全、外交事务、国际地位等。在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文字、国家通用外语与战略语言、国家语言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国家语言文化服务与产业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在提高国民母语能力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公民母语能力、外语能力与个人职业选择、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关系、职业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等。要面向中小学推广、普及汉语普通话规范标准，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师理论水平，加强汉语教育，提高汉字书写能力。
3.7
语言保护与保存并重，维护多样性的语言文化生态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境内的语言发展处在一个“突变”时期，语言之间的接触使一些语言（或方言）正处在此消彼长的激烈变化之中，其中有的语言已处在濒危、消亡的边缘。为了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做好方言、外语规划，地区及家庭内部语言规划等势在必行。要大力推行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制度，实施“保持性学习”和“接受性学习”的“双语教育”；从政策上适度放宽方言使用面，科学保护方言，及时记录方言；构建拥有现代语言生活的公民社会，树立现代语言意识，即在合适的场合选择合适语言的能力，使方言、普通话、网络语言、外语等以一种和谐的状态并行分用。
3.8
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战略，做好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
合理进行语种分配，根据国家需要开展对周边语言、跨境语言或其他较远国家语言的研究。提高外语能力，培养高水平外语人才。增强国家语言实力，在国际活动中争取有更多的发言权。改变目前外语学习偏重英语的局面。英语虽然作为“全球通用语”在使用，但是经过英语转译的材料有可能会损失掉很多意义，甚至出现严重的意义偏差。我们一方面要培养高水平的英语人才，同时也要不局限于英语，要有国际视野。
3.9
加强语言文字管理的智库建设，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撑
广泛整合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力量，形成语言文字管理智库联盟，汇集具有国家意识、学科理念的创新团队；建立语言规划学二级学科，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与国家、地区和社会相关部门联系与沟通，主动承接各级各类研究项目，打造数据平台，及时提供咨询报告，实现智库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职能。在智库建设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并创办相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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